不定的河流一代又一代旅非中国人的痛并快

最早闯非洲的中国人究竟始于何年代，如今已无法考证，但早在秦汉时代，中非之间已通过间接渠道互通有无，据记载，公元前1世纪，埃及末代法老、女皇克娄佩特拉的御衣所用材料，就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和非洲北部打通了直接陆路交通，经济交流更形频繁，三国时《魏略》中记载的乌迟散城，被后人认为就是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有人根据东晋李石《续博物志》中提到“拔拔力国”（今天索马里的柏培拉）及其特产“麒麟”（长颈鹿，根据明马欢《瀛涯胜览》所记，麒麟是索马里柏培拉土语“giri”的音译，而“giri”正是长颈鹿），认为早在公元3-5世纪的东晋时代，就有中国人通过各种方法辗转抵达非洲东海岸。到了唐代，双方联系更为密切，中国瓷器、钱币大量出现在非洲东海岸各地，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图书馆和大学里开始出现有关中国的典籍，中国人的足迹也首次踏上非洲大地。一些非洲人通过水路、陆路来到中国经商、访问、求学，中国一些通商口岸也出现了大批定居的非洲黑人——“昆仑”，“昆仑”的形象甚至作为主人公，登上了唐代著名传奇剧《昆仑奴传》，一直流传至今，敦煌莫高窟壁画里同样不难觅得这些旅华黑人的身影，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则是中国首部明确记载非洲事迹的著作。

宋、元时代中国航海业更加发达，拥有指南针等设备的中国海船频繁往来中非之间，中国货物不但遍及非洲沿海，甚至深入到津巴布韦等非洲腹地，宋代的《诸蕃志》、《岭外代答》等著作已出现了对非洲风土人情、地志物产的介绍，元代回族学者更早在14世纪就比较准确地绘制出非洲大陆的轮廓图；双方人员交流更形密切，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世族的使臣曾两次抵达马达加斯加采访异闻。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年），中国大航海家、远洋商人汪大渊在泉州撰《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自己航海、经商生涯中曾经到及的多个“海外”地方，其中有不少在非洲，包括地中海之滨的埃及非洲城市特番里（今埃及杜姆亚特），有考据者认为，他最远抵达马格里布地区的非洲城市挞吉那（今靠近直布罗陀海峡入口的摩洛哥名城丹吉尔）。

这些抵达或可能抵达过非洲的最早一批中国人，身份大多为商人，也有些既是商人，也是苦于国内生计艰难、想在海外“讨生活”的冒险家（他们可能是最早的非洲华侨），还有些是前往天竺（印度）取经的僧侣，因潮流或风的关系迷航，误打误撞地来到了非洲。

自永乐三年（公元年）至宣德八年（公元年），明代大航海家、宦官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其中四次抵达非洲东海岸，足迹遍及拔拔力、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和慢八卅（今肯尼亚著名港口蒙巴萨）等地，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运来大量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并将象牙、犀牛角等名产和鸵鸟、长颈鹿、斑马等珍禽异兽带回中国。由于郑和船队对当地采用友好的态度，博得非洲各界好感，一些非洲国家使者搭乘郑和宝船访华，马林迪国王哇来甚至亲赴中国访问，不幸在华病逝，被明朝政府隆重安葬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一些中国水手在当地定居，今天索马里北部仍有“郑和屯”地名，肯尼亚沿海一些地方则流传着“改良版”的中国麻将牌玩法，5年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周年时，还有自称郑和官兵后裔的肯尼亚女孩来华寻根。

15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非洲，逐渐控制了非洲东海岸各港口，并大肆向腹地扩展势力，中国也由于封建帝王“禁海”措施的封锁，“片帆寸板不许下海”，海外贸易和交流逐渐萎缩，中非之间的传统交往被割断了。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广阔的非洲大地上仅剩下埃及、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而中国同样深受西方侵略的危害，国力日衰，连周边传统“藩属”都无力庇护，更无暇发展与遥远非洲的交往，但自19世纪80年代后，大批华工被西方殖民者运到非洲从事修路、开矿等艰苦劳动，西非的达喀尔－巴马科铁路，刚果铁路，南非的兰德等大金矿，无不凝结着大批华工的血泪和生命。

同样在这一时期，部分定居南洋的华裔开始向西移居非洲印度洋沿岸的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南非等地，他们形成了非洲最早的华侨华人社区。

这一时期，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积极介绍国际大势，其中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都载有非洲条目，丁廉撰写的《三洲游记》更以自己在19世纪70年代作为丹麦外交官随员亲访非洲腹地的经历，开创了以亲历、写实风格深入介绍非洲内陆风土人情的先河。

自郑和下西洋后的几百年里，由于中国海洋政策的重大变化，官方对非洲的访问寥寥无几，除了前述实际上以外国外交官属员身份踏上非洲土地的清朝人丁廉外，中国官方在非洲的足迹，恐怕要一直后推到二战中的民国三十二年（公元年），这年11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应邀出席了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开罗会议，并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这次外交活动虽然意义重大、名标史册，但当时埃及却仍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自“上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记载不绝如缕，可谓草莱开辟，备极艰辛。当时航海条件艰难，往来中国和非洲的商人、使节、僧侣、旅行家要克服风波险阻、导航技术落后（中国海船的隔舱设计和指南针、牵星图等发明发现帮助甚大），克服补给困难（即便最庞大的郑和船队也只能紧贴着海岸航行，而不敢取直线）、水土不服和“瘟疫”（即非洲至今令人谈虎色变的各类恶性传染病）。早期在非洲定居的华人离乡万里，既没有母国外交机构的庇护照顾，也难以和故乡亲人互通音信，甚至环顾左右，都很难找到一个语言相通、肤色相近的同胞，这种寂寞、孤独感，是难以名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和非洲间的官方外交、经贸往来开始起步。年4月，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销棉花，虽然中国当时并不急需棉花，但为了打通与埃及的关系，仍做出了购买的决定，年5月30日，埃及政府不顾西方强大压力，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从此打开了中非正式外交交往的新一页。此后短短数年间，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出于反帝、反殖的共同目标，中国政府对许多殖民地民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给予了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这些地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纷纷独立后，形成了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据统计，－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为22个，除法国外，均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而当时全部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也仅有54个。年4月12日，中国政府成立了中非人民友好协会，这也是迄今唯一一个以大洲为单位的中外友协组织。年12月，周恩来总理历史性地出访非洲10国，开创了中国国家领导人一次出访国家数量最多的记录，这一记录直到20年后才被打破（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出访11国，所访问的同样全部为非洲国家），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界和民众热烈欢迎，在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透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它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这五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具体运用，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光大，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高度赞同和强烈共鸣。此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又两次出访非洲，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声望和影响力。

自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在非洲的“存在感”大增，笔者上世纪90年代前往非洲，当地老人仍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人包括外交使节，帮助当地建设的公派人员（笔者认识许多当年赴几内亚金康电站和坦赞铁路的工程技术人员、翻译，在马里时，一名生意伙伴曾动情回忆，自己年幼时在马里中部莫普提农村，附近有中国“解放军”（实则为穿当时流行“绿军装”的工程人员），当地老百姓没饭吃就去蹭饭，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医疗队员（笔者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时，所在单位一名当地司机系中国医生接生，后来遇到的一名警察局长也是中国医生接生的），农业专家，等等。他们在当地传播了友谊，留下了良好的口碑，换取了丰厚的外交和感情回报（即俗称的“中国被黑兄弟抬入联合国”，也奠定了今天中国在非洲开拓经营的良好情感基础）。

这个时期在非洲工作、生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出的是“公差”，生活虽艰苦，基本待遇却有保障，收入和生活水平远高于国内同胞（笔者移居加拿大后结识的一位援非老农业专家回忆称，当时他“每天有过滤嘴香烟抽，回国时还能带家电，毛主席在的时候家里就有彩电和冰箱了”），且不需要担心“海外关系问题”影响前途，因此是很受羡慕的两大“涉外职业”（另一大是海员）之一。

尽管如此，当时的条件下，远赴非洲工作仍要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仅坦赞铁路牺牲的烈士就多达66名，而更多赴非工作人员则不得不忍受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生活习惯迥异、后勤保障困难、孤身在外音讯难通（一位60年代援非的老师曾回忆说“电话太贵不让打，写信一封信要走几个月，有时人都回到家了信还没到”）等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当时很多单位休假制度不健全，不少援非人员几年都无法回国和家人团聚一次，回家后孩子都不认识自己。

这一时代的赴非中国员工普遍实行全封闭管理，名义上在非洲，其实大多数时候生活在闭塞的“小圈子”

自年起，中国提出对非援助“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新的四项原则。年下半年又对援外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变原先的无偿援助为主为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自那时起，中国“国家队”在非洲的“存在感”一度有明显回落：医疗队仍然遍地开花，但活跃程度不如60和70年代；国营外贸公司仍然努力坚持，但效益越来越差，并随着外贸体制的放开而失去了“惟我独尊”的中非贸易垄断地位；原本随处可见的援非工程人员，数量也随着新项目的冻结和老项目的“本土化”而大幅度减少，“一度几可忽略不计”。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一股清新的民间力量——民营商人开始涌入非洲，不仅填补了“国家队”淡出的空白，而且在不经意间翻开了中非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

这些民营商人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

最早的一批，大多是专业外贸公司或援外项目的工作人员，因体制变化或个人选择脱离或“半脱离”（比如承包或入股）原单位，成为独立的“旅非华商”；接下来的一批，则是专业外贸体制下原专业外贸公司的供货商，在外贸体制放开后不甘心永远做纯供货商，开始尝试直接“下海”。

这批人都是“个体户”，头脑灵活，吃苦耐劳，又大多有前一时期积累的一定人脉、客户资源，在新体制下见缝插针，如鱼得水，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至3年的一段时间，对非外贸的毛利、净利，在中国外贸圈近乎神话般存在，当时中国产品附加值低，利润菲薄，许多做“欧美线”的外贸客商靠退税勉力支撑，而“非洲单”则常常有百分之十几、几十甚至更高的毛利。

然而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做“非洲单”的风险也是最大的。

这里金融、资信体系不健全，当时流行的信用证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不适用，“钓鱼单”（先下小额真单，博取信任后下大额假单，货到付款，结果货到后客户人间蒸发）、“”（源于尼日利亚的一种骗局，以“继承遗产”、“战争红利”等名目骗取客户抵押款，然后消失）、“掏货柜”（客户订货后利用当地关系绕过供货商“掏”走货柜，客户手捏订单等对方付款，殊不知早已人货两空）等种种陷阱不断考验着中国商人的智商和反应；当地市场利润虽大但“库容”不足，明明热销的货物，几个月功夫就可能无人问津，而中国到当地路途遥远，光海运单程就要三四十天，一不留神就“砸在手里”。

他们都是“私商”，输赢都是自己的，而非洲市场有风险叵测、变化多端，一位浙江籍外贸前辈曾形象地形容“在非洲做外贸如果不亲自去盯着等于做慈善”，因此这一代中国商人都不得不亲力亲为，长年累月地“钉”在当地。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论是老板、职业经理或雇员，都是单身赴任，不带家属，久而久之许多人出现了家庭危机（笔者21世纪初在贝宁科托努中国纺织商会做兼职常务秘书，当时会员企业22家，几十位负责人中保持正常婚姻状态的不到1/10，其余“非光棍即离异”）。

他们要忍受的不仅有市场风险，还有政治、安全、社会风波。由于他们是“私人”，当时中国海外领事保护又尚不健全，当地“风吹草动”会波及他们。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许多在西非经商的中国企业都曾因多哥、贝宁两国外贸政策的翻云覆雨，被迫在多哥洛美和贝宁科托努两大商埠间来回搬家，而西非最大市场——尼日利亚更是“意外不断”：无所不在的贪腐和权力寻租，工潮（曾有熟悉的商人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因“当地商会要求罢工却仍然开店”，被砸了商店和仓库），地域排挤（尼日利亚北部著名商埠卡诺，21世纪初若干行业商会曾几次嫉妒中国同行赚太多将之驱逐，又几度因赚钱机会随之溜走再把中国人请回去），当地部族、军阀、恐怖组织和黑恶势力也不时会骚扰着夹缝中求生的“私商”们。

在这样恶劣的氛围里求生，需要“一身武艺”：许多这个时代的“老非洲”都是可身兼多职的多面手，既是经理、店员、翻译，又是仓管、会计、厨师、司机，不少人出国前外语不佳，到非洲后却能靠一个计算器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由于是“单干”，加上当地的许多先天不足，他们不得不通过半公开、半地下的钱庄体系汇回辛苦获得的收益，而这些多半由印度或黎巴嫩侨民经营的地下钱庄网络同样风险暗伏，笔者在非洲经商时，某个兄弟分公司就曾被合作多年的一个印度钱庄体系给坑掉十几万美元（汇款手续办完后几小时这个有20多年历史的老资格钱庄，其在西非各地的几十家门店同时关门走人）。

“私商”不再封闭管理，他们有更多活动的自由，可以去逛工艺品市场，欣赏非洲风土人情，但也要忍受“缺乏保障支持”的副作用，90年代末国际长途昂贵，许多私人公司不舍得往国内打长途、甚至公务长途，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都练就了“发电传猜电传”的基本功，即尽量使用电传、尽量缩写以节约费用，并争取做到写得出、看得懂最“言简意赅”的电传内容，而不至于产生误解。公务如此，私人联系可想而知。21世纪初出现了价格较低IP电话，网络也开始兴起，联系条件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有所”而已，因为非洲许多城市普遍缺电（笔者在卡诺时一度每天停电8小时，而在科托努曾遇到过最长26天的连续停电），而IP电话需要电源，网络在当时几乎都是窄带拨号且动辄掉线，“非洲待一年，回家变野人”是当时“老外贸”流行的自嘲语。

和60-70年代的前辈比，这一时代的物质生活还是有所改善的，虽然普遍享受不到“大后勤的温暖”，但非洲当地市场供应情况要好得多，“私商”不论老板或雇员，手头一般都较宽裕，不太挑剔的话吃、穿还是不错的，只是中国口味较难满足，厨艺可以学，原料却无法将就。非洲人普遍不爱吃蔬菜，市场常见不过土豆、辣椒、洋葱、生菜、西红柿寥寥几种，一些国家更买不到猪肉，至于中国酱油等调味品则更稀缺（“兄弟单位”帮忙带调料，或在超市看见中国酱油到货打电话通知，可是天大的人情）。

相对而言，文化生活的单调则很难解决。那个年代许多“私商”编制都很精干，我们戏称为“一桌扑克都凑不齐人”，录像带/VCD和中文书要从国内带，不但过时而且很快就翻烂看腻，后来开始流行上网，但如前所述条件很艰苦，许多人不得不靠镜像看个网贴的标题，然后离线回帖，待重新连线后再粘贴回复，贴图打不开是家常便饭，视频则连想都不敢想。

前面说过，“私商”大多数是单身赴任，独处寂寞，他们中不少人养成了经常光顾当地赌场的习惯。非洲许多华商众多的城市有设施完善的赌场，这些赌场有赌局，有发电机确保供电，有免费提供的饮料、香烟甚至盒饭，一般22点后开张，第二天凌晨7点关门，许多“私商”通宵泡赌场，结果工作时间反倒萎靡不振，更有熟识的大老板（浙江绍兴人）年底到非洲收货款，结果一夜输光了十几个货柜的应付款，不得不借钱买飞机票回国（因为归期未卜没定返程票），笔者在国营外贸时代的一位老同事，当年业绩出色，“私商时代”后出来承包，因赌输货款不敢回国，流落洛美多年，笔者在洛美“二月二”酒店大堂偶遇他，憔悴到几乎不认识。

除了“私商”，还有另一批“更小的人物”：他们本是国内普通的农民、下岗工人、家庭妇女，因为偶然的缘故知道“非洲钱好赚”，就搭乘最便宜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拖着大包小包到非洲讨生活。他们做着最蝇头小利的生意，如小五金摊，小杂货摊，甚至“卖零药的”（在非洲人出入的小市场门口摆摊卖来路不明的药片，甚至可以咬半片来卖）。这些“小人物”无所不在，法国“青年非洲”杂志社记者曾形容“最偏僻的内陆市镇上的简陋菜市场边也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能吃苦、胆子大（有的中国小贩敢走进闭塞的偏远村寨兜售小商品，在马里，他们因习惯先喊一句“阿萨拉马里贡”（当地流行的问候语）而被当地人戏称为“马里贡中国人”），习惯在恶劣条件下群居，许多人拖家带口，生存能力极强，但他们文化程度低，本小利薄，和当地社会的互动实际上极为有限，经常成为被冲击的对象。

这一代中国人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某些无良同胞和当地汉语流利的“中国通”。一些同胞一方面习惯“用钱开路”，另一方面经常以邻为壑，买通当地“强力部门”或“大人物”暗算同行，他们的对手也往往如法炮制、针锋相对，久而久之，狡黠的当地机构“两头吃”，人为抬高了经营成本；外贸体制放开后，一些缺乏经验、急于求成的厂家涌入非洲，他们不懂当地看似无序、实则脉络分明的层级供货体系，不分批、零一律低价倾销、无款铺货，结果把价钱和利润越压越低，当地商人还怨声载道。不仅如此，许多厂商习惯于“复制”、“盜单”，专业“老外贸”订一个货柜的新货，国内厂家往往同时生产几个甚至十几个，“老外贸”的订单货还没到，供货商自己“偷做”的大量同类产品已经登陆非洲，铺天盖地玩起了低价倾销，结果自然是“大家一起烂”。

就在“私商”们努力维系着“非洲一片天”之际，随着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兴起，对能源、原材料需求的提升，以及工程劳务输出的强势复苏，“国家队”自21世纪初重返非洲，并迅速重占舞台中心，形成了如今“国家队”和“私商”齐头并进的新局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老非洲”在多年经营后出于种种目的（从生意方便到“超生”，五花八门），选择了在当地定居，甚至入籍，今天的非洲华人社区，已呈现多层次、多色彩，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今天的非洲，硬件设施已较过去大为改善，许多地方停电不再那样频繁，宽带网开始普及，“去非洲等于与世隔绝”的“老非洲病”几乎不复存在，在较大的城市，不仅一般衣食住行有了很大改善，就连许多中国土特产也不难买到。由于宽带的兴起，原本最为头疼的通讯联络和文化娱乐，面貌都焕然一新，不论工作、生活都变得不再那么麻烦和“穷凑合”。

尽管正如许多老非洲所坦言，《战狼2》里渲染的“保护”并不存在，但中国国力的强盛，领事保护机制的成熟，仍然给在当地工作、生活的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尤其安全感。许多“新非洲”谈及中国在非积极参与维和、利比亚和埃及撤侨，以及在埃及、尼日利亚、南苏丹等地运用各种手段成功解救人质，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不论“国家队”或“私商”，今天的非洲经营者在管理上更规范、更人性化，虽然不再有当年“三大三小”时代的“优越感”，但如今大多数“非洲职业人”能享受稳定的薪酬、完善的福利，以及有序的带薪休假，有“后辈”戏称，我们这些“老非洲”当年“在冒险”，而他们“只是在出差”。

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烦恼。

首先，中国人给当地的感觉较过去富有，不免引来更多觊觎和嫉妒，针对中国企业、个人的恶性犯罪和欺诈开始增多；其次，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一方面给予在非中国人更多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不免成为某些极端势力和黑恶势力针对的目标，出现了新的不安全因素；第三，一些国内的恶习也随着交通、资讯的便利传到非洲，如在某些国家已发现了专门坑蒙当地人的“假保健品”和传销链条，一些电话和网络诈骗团伙也纷纷搬到天高皇帝远的非洲，“不远万里”地欺骗国内同胞。

非洲商机的蓬勃发展给许多新兴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技术人员带来“幸福的烦恼”，笔者多年前在非洲经商时，已感慨华为等中国通讯企业和幸福等摩托车企业员工在非洲的忙碌、奔波，以及他们为此付出的健康、精神代价，如今这种现象变得更加普遍，更多的“新非洲”在各自行业、事业领域“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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