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黎巴嫩的奥斯卡热门外语片,更像是好莱

《羞辱》电影海报

参考消息网5月14日报道黎巴嫩电影《羞辱》在年74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摘得主竞赛单元最佳男主角奖，还获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黎巴嫩，这个原本只在国际时政新闻中出现的中东国家，这次凭借电影走进国际视野。

影片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这部“冷门佳片”将黎巴嫩宏大而复杂的问题融入现实的戏剧冲突，拍成一部精彩的好莱坞类型电影。也有影迷觉得它匠气十足，只是西方目光下的定制品，是好莱坞的“小学生”。

一句粗口背后沉重的历史背景

黎巴嫩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街头发生流血冲突

上世纪70年代初，黎巴嫩是中东数一数二的富国。正像《羞辱》中法庭上幻灯片映现的昔日繁荣景象，那时的黎巴嫩自信开放，这座国际金融之都，号称“中东瑞士”。首都贝鲁特更是闻名遐迩的大都会，衣着清凉时髦的女士在海边晒着阳光。

早前，黎巴嫩国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派之间保持着长期的政治稳定。随着中东战争的爆发，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也结束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难民逃往黎巴嫩，这些外来者彻底打破黎巴嫩的势力平衡。年，激进的黎巴嫩基督徒和巴勒斯坦游击队爆发流血冲突，开始了两派持续15年的内战。正如《羞辱》所言：“内战在年结束，但是在人们的记忆里，它没有结束，民族没有和解。”战争把美丽富庶的黎巴嫩变得满目疮痍，更深的伤痕刻在人们的心中。

基督教徒托尼(左)和巴勒斯坦难民亚西尔

那句令信奉基督教的中产人士托尼火冒三丈，感到被羞辱至极的粗口，原本只是再小不过的纠纷，何以发展到对簙公堂？影片通过一场场法庭戏交代出前文所述的“简明黎巴嫩近现代史”，循循善诱地告诉观众两人的矛盾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巴勒斯坦难民亚西尔，颠沛流离、寄人篱下、饱受屈辱。托尼的家人在内战时死在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枪下，他的极端、顽固和种族仇恨正源于沉痛往事，两人的互相攻击透露出两个民族间的偏见和裂痕。

不过，这种把历史、政治、宗教、种族上的冲突充分戏剧化，放到人物关系的冲突上，最后想象性解决的叙事方法，总让人感觉不大高明，犹如可以批量生产般廉价。影片中不断升级的冲突设置，也极为刻意：从生活琐事骤然升级到种族冲突，托尼的妻子突然流产，激进的飞车党横死街头。为了激化而激化，如果没有强硬加入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我们难以理解人物动机。

将真实的黎巴嫩社会隔绝在外

难民亚西尔与妻子

影片中，难民亚西尔是个任劳任怨、隐忍沉默、自尊心强的劳工，他对托尼说：“你们黎巴嫩的基督徒在豪华别墅里晒太阳，在巴黎购物、瑞士滑雪。你们不知道何为痛苦，你们是被宠坏的孩子。”这句话更像是对西方中产所说。托尼回到家乡，直面童年阴影，与过去和解。两人在你来我往的拳头中发泄怒火，终于释然。这些都非常美国。

不难理解，导演齐德·多尔里长期旅居法国，在美国工作，还曾是昆汀·塔伦蒂诺的摄影助手。《羞辱》比起本土的“中东电影”，更像移植了好莱坞模式，专为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订制。

托尼和怀有身孕的妻子

例如，片头托尼参与基督教右翼集会，亢奋地喊着口号，拥护台上的总统，头冒青筋像个美国“红脖子”，而电视上也播放着煽动种族仇恨的政论节目。生活不如意，他觉得自己是种族政策的受害者，在自己的国家里却是二等公民。

影片中还有无所不在的说教和平衡。“不要活在过去，让它控制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

为难民辩护的女律师

导演坦言对美国法律戏借鉴颇多。值得注意地是，除了两位对质的男性，最高法院里主审案件的是位女法官，亚西尔的辩护人也是一位衣装精致，开着甲壳虫的黎巴嫩女律师。这位年轻的“律政俏佳人”因不满同为律师的父亲，挺身为难民辩护。

此外，除了那些为了制造“社会效应”摆拍味道十足的街头暴动戏，片中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室内的法庭，某种程度上，把真实的黎巴嫩社会隔绝在门外。

其实，影片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自身的视角，只是迎着西方目光投其所好，迷失了自我。乍一看，电影丰富深刻：父女、夫妻、中产和难民、道德与法律、历史和现实，无所不包。但仔细一看，它不过是强硬加入的平装版黎巴嫩历史，大而无当。这个羞辱感是导演强加的，观众无法感知，也无法引发共鸣。

或许，同为中东导演，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推销员》能给《羞辱》带来一些借鉴与参考。

《推销员》同样是关于羞辱的故事。法哈蒂始终从伊朗中产阶层的视角出发，他们既向往西方的生活，又被本国现实掣肘。同情下层又担心被其拖垮，不上不下，徘徊摇摆。将伦理、阶级、宗教等大问题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示出来，戏剧性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观众能在这些异国人身上获得共鸣，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中东社会。（文/戈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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