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外患之下,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改革

引言

一方面，参加过许多外事访问的塔法里（海尔塞拉西皇帝）深知改革的迫切性，在国内知识分子的呼声下，一场改革运动敲锣密鼓地进行着；另一方面，国内保守派的阻挠和希望保持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又使得这场改革运动充满着矛盾和理想主义色彩。

军事改革

海尔塞拉西在年摄政时就开始了军事改革。他任命一些埃塞俄比亚人和俄国人为军队官员，其中有许多人曾经在英国人领导的皇家非洲火枪兵部队中服役，有过训练经历。然后，他又实行一项重要的计划，通过新兵招募、武器装备的采购以及大量地雇佣来自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不同国家背景的人做军事顾问等措施继续自己的军事改革。但是，来自瑞典的军事代表却热心于埃塞俄比亚帝国卫队的培训，这支帝国卫队不但在首都维护皇帝的权威，还在地方发生叛乱时保护他的安全。例如，贡德尔和伯根德总督首领古格萨就曾发起过一次叛乱，他最终在年的一次冲突中被彻底的击败。在年，在比利时教官的指挥下，一所军事学院在霍拉塔成立，该军事学院的学员们得到承诺，他们将被送到位于圣基尔的法国军事学校进一步接受培训。塞拉西统治下的埃塞俄比亚还购买了飞机，这些飞机最初由来自法国的飞行员驾驶，这些飞行员中有很多人还帮助埃塞俄比亚建立通信设施和从事军事侦察活动。作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政府还进口了一批新飞机，有的用于国家航空，有的用于军事，埃塞俄比亚空军也于年建立。到年，将近20—30万埃塞俄比亚人得到军事动员，其中大约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到年，埃塞俄比亚大约有—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大多愿意为这个非洲唯一真正独立的国家服务。当时，埃塞俄比亚空军有3架飞机，其中的两架由非洲裔美国人驾驶，这两名驾驶员分别是约翰罗宾逊和休伯特朱利安朱利安曾于年飞抵埃塞俄比亚，他的勇敢行为给皇帝海尔塞拉西留下了深刻印象，皇帝赐予他阿比西尼亚荣誉市民称号及上校军衔。

知识分子的启迪

从19世纪末至二战爆发，埃塞俄比亚一代又一代人在全世界各地各类学校的众多领域接受世俗教育。在他们旅居国外期间，他们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祖国的科技落后，并开始积极推动埃塞俄比亚的现代化。在那数量众多、广泛流传的著作中他们期望，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会推动传统统治者能够少些仇外情绪，接受更重要的变革。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把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第一代知识分子是皇帝孟尼利克二世(—)时代在国内外接受的教育。在皇室家族、外国捐赠者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的帮助下，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其中包括：加布拉一海瓦特巴耶克丹、瓦尔切纳埃沙特、加布鲁达斯塔、阿法瓦尔克加布拉—伊耶亚苏斯、塔克里一哈瓦尔亚特塔克拉一马尔亚姆、阿特斯梅一吉奥尔吉斯加布拉一马西哈赫鲁耶瓦尔达—塞拉西、加布拉一埃格奇亚布赫尔吉拉一马尔亚姆和德雷萨阿曼特，这些知识分子在呼吁政治、文化、教育和行政改革的同时还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以人种论、历史和政治经济等多种形式问世，内容涉及社会公平、性别、宗教压迫、奴隶制、饥荒和民族主义等许多问题。在这一代人中，最为著名的是加布拉一海瓦特和阿法瓦尔克，他们都谴责埃塞俄比亚国家为发展军队而对农民的大肆剥削，抨击埃塞俄比亚缺乏有效的政府行政秩序(当地语言叫做塞拉特)和国民精神建设。按照历史学家巴哈鲁泽武德的看法，加布拉一海瓦特和阿法瓦尔克认为下面的陈述对于埃塞俄比亚无比重要：“愚昧无知的人民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有效的政府人民就没有稳定的政权，政权的源泉又来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军队的数量。一个以法律治理的小镇要比一个没有有效的政府的大国好得多。”

第二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至年。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国外接受的教育，如中东、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特别是法国。他们同样得到埃塞俄比亚政府和皇室的资助，如同第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怀着说服政府进行改革的心情从事写作，尽管其作品质量不高。例如，阿基鲁哈布塔瓦尔德是在埃及和法国接受的教育，阿沙巴加布拉一海瓦特是在瑞士接受的教育，法恰达一塞拉西和西拉克赫鲁耶是在英国接受的教育，埃佛雷姆塔瓦尔达一马德赫恩、达维特奥格巴扎吉、杰塔胡恩塔萨马、因杰达约翰尼斯、马康南海尔和马康南达斯塔在乘船去美国之前都在黎巴嫩接受过现代教育。特德拉海尔去了比利时，法尔拉恰瓦尔达一汉纳、海拉一马尔亚姆塔克里、马库尔亚瓦尔达一塞拉西和米卡耶尔塔萨马去了意大利。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有巴沙维拉德哈布塔一瓦尔德、马拉库贝扬和瓦尔库戈巴纳,他们都进人了俄亥俄州中部的长老派学院，前两位后来留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工作。这些初露锋芒的精英们把他们的教育看成埃塞俄比亚国家独立和发展的延伸。然而，与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其他人不同，马拉库贝扬只关心如何在埃塞俄比亚和比较大的非洲裔美国社团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作为现代主义政治的一部分，该埃塞俄比亚学者曾经邀请许多非洲裔美国专家，包括著名的飞行员休伯特朱利安来埃塞俄比亚。后来，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期，贝扬加强了他与广大黑人世界的联系。在与海尔塞拉西皇帝一起流亡期间，通过一个由他帮助建立的组织，埃塞俄比亚世界联合会,来为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事业寻求支持，该组织的行动在本书其他部分将进一步介绍给读者。

国内反对势力的阻挠

埃塞俄比亚的一些保守派集团反对他们认为激进的改革，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就是前孟尼利克二世时期的战争部长，即年长的菲特武拉里哈布塔吉奥尔吉斯如同现代化社会中其他保守人物一样，菲特武拉里反对海尔塞拉西热心于外来的特别是欧洲人的思想和革新。菲特武拉里领导着一个难以对付的贵族集团，这些人十分倾心于使他们反对改革的封建主义。埃塞俄比亚的封建主义在各个省是有区别的，但在加拉地区占据统治地位。其他地区的总督及其官员通常将其省份视为征讨得来的采邑。然而，他们仅仅想在一定时间内控制这些地方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而已，并不想永久占领。在帝国老臣和年轻领导人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如何为改革而制订总体方案。用一位观察家者的话说：显贵中的老者依然穿着宽松的白马裤，头上裹着丝巾，下巴上长着纷乱的胡须，不喜欢行政事务。年轻领导者则“自行其事，他们自有其打扮，留着小胡须，穿着欧洲式的衣服，在有地位的人面前卑躬屈膝，假如这些傲慢的年轻人仍然穿谢马，他们不得不把衣服系在胸上以示对年长者血系家族和官衔地位满不在乎。同时，老人们会忧郁地坐在他们的座位上，以其古老的聪慧进行交谈，用谚语来支持他们的政策，并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周围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个名为青年埃塞俄比亚运动的知识分子小团体也反对接受外国的影响。该组织虽小，但很重要。这一组织由一位来自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的提格雷人基阿德马里亚姆阿贝拉领导，其成员有沃尔德吉奥尔吉斯、马康南哈卜特沃尔德、阿耳拉加布雷和巴沙瓦拉德哈卜特沃尔德尽管他们在国外或者外国基督教传教团接受的教育，他们还是对于领着高额薪水的外国顾问的到来感到愤怒。由于大多来源于低等级捷至农民家庭，他们常常对有权势的政府职位总是被来自高等级家庭的人占据这一事实十分不满。他们特别注意和探讨工业化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样，他们对自己在国外遇到的种族歧视表示抗议。这一集团的最终冃标是希望获得更多的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施展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他们支持塞拉西皇帝招募更多的非洲裔美国技术人员和飞行员。他们认为，飞机只应该用来做运送物品和药品的运输工具。对于改革者的核心成员来说，更为重要的医院的非洲裔美国护士和医生，因为正是他们组成的医疗供应队为救助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们提供了支援。从事这项任务的医生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埃及、荷兰、芬兰、希腊、挪威、波兰、瑞典和瑞士等不同国家。

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的冲突

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者的愿望与皇帝坚持该国家是一个绝对皇帝专制国家的矛盾由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老对手意大利之间酿造的国际冲突而进一步恶化。广袤的国土和交通与通讯工具的匮乏意味着，埃塞俄比亚为没有实现现代化付出的代价是在与意大利的角逐中失败了。尽管埃塞俄比亚过去没有成为殖民地，但它仍逃不出当时那个殖民时代，因此，埃塞俄比亚的领导人仍然承受着殖民种族敌视和压迫的重负。但是，殖民主义对埃塞俄比亚的冲击极其复杂并充满矛盾。几个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通过遵守向西方提供产品和有选择的给予外国企业家及投资者特许权的形式来保持本国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埃塞俄比亚皇帝还着手开展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改革。事实上，上面谈到的现代化努力往往都是表面现象，仅仅是给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组织结构涂上了现代性的装饰画，实质上并没有用“现代性之以太”彻底改变政府机构。造成上面这些情况岀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个人主义的观念、理性主义的中心和管理方式的陈日。欧洲的新教改革通常为实现世俗现代主义改革愿望拓展空间，而埃塞俄比亚则恰恰相反，那里僵化的正教政治传统禁止任何人对埃塞俄比亚传统信仰进行激进改革。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外部势力所造成的威胁当然会产生思想观念壁垒以反对激进改革的呼声。埃塞俄比亚能够通过基督教正教意识形态壁垒和强大的军事传统维护自己的尊严，并以一支受人尊敬和强悍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主权。

到了19世纪末期，埃塞俄比亚已经着手有选择地按照西方模式进行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始从一个纳贡的或封建的国家结构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独裁国家。尽管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上半叶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所罗门王朝只能重新界定市民对于这个国家神圣的职责，而这种忠诚根本无法将平民置换成政治精英。由于拥有许多特权，这些社会精英们可以免受压力和限制，并表达了他们限定现代化过程和性质的决心，但其结果不是巩固皇帝专制，而是给埃塞俄比亚精英和民众的发动限定了机会。埃塞俄比亚的知识界同样发现,他们总是只有在皇室的庇护下才能在国际资本入侵的影响和当地公众政治战略格局之中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当然，这中间也为那些试图指引国家走向改革之路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们和那些想保护皇帝绝对权力的人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因此，现代政党的建立和社会运动发生之趋势都被进一步削弱了。

到了20世纪，建立在圣经启示历史故事来解释和预测国家事务基础之上的埃塞俄比亚正教逐渐发现，它必须更为成熟地评价世俗危机，以便重新进行这种精神建设。在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推动下，国家的各项法律条文和世俗备忘录的各项记载大量被补充进《圣经》内容当中，成为埃塞俄比亚民族希望的指路明灯。在国际社会及随之而来的各类组织进入埃塞俄比亚之前，埃塞俄比亚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改革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进步给埃塞俄比亚带来的热情被一系列的贸易条款和保护集体安全的承诺所点燃。埃塞俄比亚所的期望就是现代制度能够保护它的主权，同时又能给它提供一个“好政府”。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提高选民的安全度，特别是首都的居民或者那些生活在帝国核心地带的人们，才是有效政府存在的表现。虽然拥有以上诸多因素，但埃塞俄比亚仍缺乏“工业革命”，按照历史学家特沙里提贝布的看法，没有必要去责备它的封建生产关系。他认为，恰恰相反，埃塞俄比亚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把它从其他被殖民地化了的非洲国家的经历中分离开来。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进行高额财政投人常常并不适合他们的社会，因此他们希望重新设定一套可以使他们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从属地位中摆脱出来的重建方案。提贝布总结说，由于埃塞俄比亚现代国家与其他非洲殖民地国家一样，兴起的不是社会经济变迁的形象，而是一种获取资源和维持安全的模式和结构，那些国家刚刚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将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功原样复制到非洲来。然而，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不论从国内政治还是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该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都更加复杂了，对于埃塞俄比亚的社会精英和广大农民来说，都面临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局势。

20世纪的埃塞俄比亚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统治体制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因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维护他继承的王权，而其王权的维护又主要依赖于外国顾问，那些外国顾问又引领埃塞俄比亚进入到全球体系中。在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独裁者领导下，埃塞俄比亚国家谴责或监禁在这个现代独裁国家以外从事活动的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中的许多人被指控为异教徒或叛教者，还有一些人被迫流亡或者在皇家卫队和安全机构的监视之下。尽管这些事件不断发生，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有时还是能够将其独特的专业技能与其优越的家庭出身联系在一起，在皇室行动时来展示他们改变现状的承诺。因此，在帝国的保护下，这些人在专业上能取得相对的成功，即使他们的改革愿望总是难以实现。但是，最大的损失是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在意大利入侵时期被送到了前线，成为反抗殖民入侵者的先锋队，其中有数百人被就地处决了。

虽然埃塞俄比亚被神话为非洲独立的典范，但是，这个国家还是蒙受了欧洲殖民的历程，尽管这个历程中充满了复杂性、模糊性和多样性。马里纳奥塔维认为，埃塞俄比亚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经历过殖民主义，因此，现代埃塞俄比亚国家的观念与其他非洲国家反抗欧洲殖民势力的共同思想概念是有区别的。但是，外国资本的压力同样给埃塞俄比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该国家具有与其他非洲殖民地一样的经历。按照埃德蒙凯勒的看法，作为非洲之角殖民压力的产物，后一个因素在新的种族和社会阶级形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外，如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埃塞俄比亚地区也形成了新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一方面表现在国际上的资本和资源利用被种族化了；另一方面在国内继承了种族等级的差别。

通过阿姆哈拉人控制的政治中心，现代性的后设叙述被输送进埃塞俄比亚，进步的观念被刻画在种族差异之中。因此，不说闪米特语的人被迫转变或重新组合他们的种族和宗教认同，以便成为现代的,他们还被迫接受阿姆哈拉人的习俗，以便获得现代化教育。因此，这是一个被迈克尔汉查德描绘为“种族时代”和“公众时代”之间相互联接的重要例证。例如：由种族差异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已经被强行用于国际和国内政治关系当中。种族时代的含义是阐明，由现代性所创造的诸多机会的享用上是不平等的，其中包括商品、社会服务、国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政治权力的掌控以及对当地认识论的文化统治权等等。现代不平等在非洲重新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商品经济和现代教育这两个对现代性和种族等级差别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层面不断扩展。在这方面，“有知识的人”，通常是指贵族、军职人员和在政府供职的有志平民，总是一成不变地要么坚持旧观念，要么主张新思想，结果形成了各种不对应的相互关系。当埃塞俄比亚为保卫其领土完整抗击欧洲入侵时，军事地位优越的阿姆哈拉一提格雷人同时统治着处于边缘地带的属民。在对付他们自己属民方面，这个具有统治地位的集团在物品供应、社会服务、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权力分配等方面都实行不平等的政治原则。怀有激进现代主义愿望的埃塞俄比亚人一方面受困于正教徒强加的有关国家和阿姆哈拉封建沙文主义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受困于外部（欧洲）军事和经济霸权的威胁。因此，无论是不是阿姆哈拉族，农民和知识分子都不能轻而易举地把对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不满转化为一场可行的社会政治运动。假如现代主义的改革和进步可以被描绘成实现生产模式革命化、知识商品化.、权力和资源控制发生移交，特别是税收和土地收入拨付发生转移，而且这种统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那么对于埃塞俄比亚而言，对进步改革的需要本不该那么迫切。事实恰恰相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精英们被描绘成反现代主义者，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权力和政治影响仍然控制在中央官僚机构手中，其中包括地方首领，当地语言叫做巴拉巴特、地主和内弗特戈恩亚。但是，如果他们反对超出阶级和地区界限的思想扩张，即便是权力最大的官员也要受到限制。

因此，埃塞俄比亚现代主义固有的一些矛盾和动摇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只是暂时地解决了。在非洲之角地区的欧洲殖民活动不断猖獗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国家的文化界定更加灵活。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以及二战爆发都对埃塞俄比亚“非洲型现代主义”产生了新的刺激。按照历史学家拉什本一吉尔特的说法，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意大利人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是打着把非洲从黑暗、奴隶制和混乱中解放出来的现代化任务的旗号进行的。她强调，法西斯的宣传把意大利人描绘成一支永不疲倦的利他主义军队，他们修建公路和桥梁，把沙漠变成花园，为当地居民带来了和平与繁荣。但人们看到的埃塞俄比亚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那里成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场，另一方面是大量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埃塞俄比亚的文明和独立是重要的，这使该国在20世纪被看成是“黑人的最后城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使它免于欧洲殖民的侵略。

结语：

即使蒙受西方现代化影响的埃塞俄比亚中仍然有一大部分坚持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这与系列改革措施格格不入，国内封建主义和不平等主义逐渐使这场现代化改革愿望不断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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